晚年被软禁在檀香山的张学良，在面对记者探寻其一生心路历程时，曾有过一段令人深思的表白。他坦言，自己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发动了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。然而，话锋一转，他又补上一句，最后悔的，是当年亲手下令杀了杨宇霆。这番话，瞬间将人们的思绪拉回了那个风云激荡的东北。

一场改变国运的抉择，他至死不悔；一桩清除内患的杀伐，却让他背负了终生的十字架。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纠葛与心酸？

少帅的憋屈谁懂啊

故事得从1928年说起，那年，随着皇姑屯一声巨响，张作霖被炸身亡，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仓促间接过了奉系的烂摊子。他虽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但在那些跟着父亲打天下的元老重臣眼里，不过是个毛头小子。尤其是杨宇霆和常荫槐，这二人曾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，手握实权。

新主继位，他们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愈发嚣张。张学良想给杨宇霆安排个保安委员会的职位，人家不接；想让他去黑龙江当督办，人家不去；让他出国考察，更是理都不理。反倒是对张学良推行的新政，杨宇霆总爱指手画脚，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“你别瞎掺和，我来定”的傲慢。奉天督办公署的账本到了张学良手上，常常发现大笔军饷去向不明，一查，多半都流进了杨督办控制的兵工厂和后勤系统。

一顿饭局定生死

真正让两人矛盾激化的，是关乎东北命运的“易帜”问题。张学良从国家大局出发，主张归顺南京国民政府，共同抵御外敌。但杨宇霆为首的“元老派”却坚决反对，他们担心一旦易帜，自身在东北的利益会受损。杨宇霆甚至公开叫板：“东北凭什么听南京调遣？”他还私下接触日本关东军，这让张学良心里直发毛，生怕他引狼入室，让满洲沦为日本的殖民试验场。

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1929年初的一场寿宴。杨宇霆借着为父祝寿的名义，在自家公馆大摆筵席，东北的官员们削尖了脑袋往里挤，送礼的队伍排得老长。就连蒋介石、阎锡山等实力派都派了代表，日本人也来了两个“凑热闹”。张学良备了重礼亲自到场，本以为能全了面子，谁知杨宇霆竟只当他是普通宾客，连手都懒得握，寒暄两句就把他晾在一边。

更让张学良扎心的是，他到场时，一屋子东北高官自顾自地打牌聊天，副官喊了一声“少帅到”，大部分人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我行我素。可当杨宇霆一出现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齐刷刷起立，直到他示意才敢坐下。那一刻，张学良的脸往哪儿搁？他待了不到一刻钟便愤然离去，回到帅府，对夫人于凤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这俩人，非除掉不可。

那枚决定命运的银元

于凤至苦劝，说这两人并无兵权，罪不至死。张学良暂时冷静了下来。可没过几天，杨、常二人又主动送上门来。1月10日，他们带着一份拟好的文件，气势汹汹地要求张学良立刻签字，成立所谓“东北铁路公署”，并由常荫槐担任督办。

张学良耐着性子解释，说东北刚刚易帜，外交事务应由南京统一处理。可杨宇霆根本不听，竟拍着桌子吼道：“少啰嗦，快点把字签了！”这彻底点燃了张学良的怒火。等二人走后，他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。于凤至见状，提议用卜卦的方式来决定。

说来也怪，张学良本不信这些，但此刻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他拿出一块银元，连抛三次，三次都是袁头朝上。他不信邪，反设条件再抛，结果又是三次袁头朝下。这下，他不再犹豫了，心想这或许就是天意。当晚，杨宇霆和常荫槐再次来到帅府的老虎厅，还以为少帅是回心转意了，嘴里喊着“小六子”，没成想等待他们的是早已埋伏好的枪口。

半生软禁与一生心结

枪响之后，东北内部再无掣肘，易帜顺利完成。从政治上看，张学良的铁腕手段是有效的。但这声枪响，也成了他后半生挥之不去的梦魇。相比之下，1936年的西安事变，虽然让他失去了半个世纪的自由，但他却从未后悔。因为在他看来，那是为了逼蒋抗日，是为了民族大义，是把枪口对准外人。

可杨宇霆不一样。他虽然跋扈，却是公认的军事和工业人才，是抵御日本人的三道防火墙之一。杀了他，等于自断臂膀。晚年的张学良时常反思，如果当时能再忍一忍，或许有更好的办法。他在檀香山攻读圣经，寄情于绘画，似乎在用余生为当年的冲动赎罪。那些水彩画的角落里，总有一缕若有若无的白雾，或许那不仅是东北的寒气，也是杨宇霆不散的魂。

结语

历史没有如果。张学良在权力的棋盘上，为了巩固地位，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做出了一个冷酷而高效的选择。这个选择让他扫清了障碍，但也让他永远背上了一笔良心债。或许，对他而言，西安事变是对国家的交代，而对杨宇霆的悔恨，则是对个人灵魂的拷问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一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纠缠，任何一次权力的手术，都注定要付出血的代价。